陶渊明的北府情结(上)

作者:郑钧华  来源:上海与台湾   发布时间: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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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战火连绵、离乱不堪的特殊时代,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故事自然也被赋予了一种荒诞离奇而又带点华丽的神秘色彩。木兰从军、投鞭断流,何等的豪迈壮烈;“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又是何等的苍凉落寞……千古绝唱之美,尽现于此。

  寥寥数语,无法表达对这段历史的完整观感。今天讲讲南北朝时代一位大诗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相信大家都认识,就是采菊东篱下的那个陶渊明。他的本名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这里仍用大家都比较习惯的陶渊明吧。

  目倦川途异

  陶渊明的曾祖父叫陶侃,因战功彪炳官拜东晋的征西大将军,但在那个时代,门第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所以哪怕军功再多,陶侃仍旧被人看不起,还得了个外号叫“溪狗”,这个外号可不是溪边小狗的意思——陶氏是庐山一带的溪族人,在从北方流亡而来的东晋士大夫们眼中,都是开化较晚的土著人,所以“溪狗”大致就是“土狗”的意思。因为出身被人看不起,所以相对其他出身士大夫和将门的同辈人,陶渊明的仕途并不顺畅,29岁时才当上江州祭酒(相当于县教育局长),而且任职不久就丢官了,直到35岁才再次出仕,这次的职位也不高——“镇军参军”,相当于军中的文书官。此时的陶渊明,其实已对官场产生了些许厌倦。

  时已日薄西山的东晋,军事力量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一是西府军,首领是盘踞荆州的桓玄——就是那个讲出“既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载”名句的桓温的儿子;另一支是北府军,据点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名义上的指挥官是东晋孝武帝的大舅“子王恭,实权却掌握在军头刘牢之的手中,这个刘牢之可不得了,他就是那个在淝水之战中立下首功的猛将,加上多年经营,故在军中威望极高。孝武帝死后,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道子任用宠臣,把朝政搅得乌烟瘴气,又因忌惮王恭,打算削减其实力,王恭便联合桓玄等军方大佬联合进逼首都建康实行“兵谏”,司马道子无奈只得屈服。过不久双方又翻脸,结果这次部下刘牢之背叛了王恭,和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串通起来杀了自己的老板。由此看来,刘牢之虽有万夫莫敌之勇,却是个没节操的人,所以后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府军容今安在

  说起北府军(或称北府兵),可是大名鼎鼎,这支部队早年由谢玄一手创立,是击败前秦百万大军的主力,成军之后无往而不利,是中国古代能与魏武卒、秦锐士、东汉白马义从等王牌部队并驾齐驱的存在。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陶渊明,此时正是北府军中的一员,生来被门第所累的他,恰恰又经历了北府军历史上最黑暗、最不光彩的阶段。

  东晋隆安三年十一月,会稽人孙恩以五斗米道教主身份起兵造反,十数天内便聚集了数十万众,可见当时人民对东晋政府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了怎样的程度。反军虽然人多,但弱点却很明显——全都是毫无战争经验的老百姓,缺乏训练、纪律松散,因此当北府军开来镇压时,平叛就成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也正是这段暗无天日的时光,让以为终于找到组织、一心报效国家的陶渊明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对于北府军的这段黑历史,《资政通鉴》如是记载:“士民失望,郡县城中几无人迹。”《南史》也有记载:“东伐诸将,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官兵在平叛之余加班加点烧杀掳掠,于是出现了百姓听说反军来犯时还正常起居,一听官军将至时,全城立马逃个精光的景象,无独有偶,这场景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后再度重演——太平天国起义时,清军所到之地的老乡们也是如此反应的。见到这满目疮痍,我们的主人公陶渊明作为一个满怀报国理想的大好青年,心情自然不难想象。眼前的这些北府军官兵,曾经在面对潮涌而来的胡虏铁骑时置生死于度外,前赴后继、以一当十、浴血奋战,让前秦百万雄师望风丧胆,谢公那句豪迈的名言“小儿辈大破贼”今犹在耳。可如今,这些曾经的国家长城怎么就蜕变堕落成了残害百姓的虎狼呢?

  他很快就认定了北府军变质的罪魁祸首——主帅刘牢之和一线指挥官刘裕,他们的纵容是导致局面失控的主因。从此,陶渊明的内心对北府军领导层产生了疏离感,甚至是憎恶。这种情绪,对他此后人生关头的重大选择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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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官的欲盖弥彰

  为了让我们的故事更丰满,这里又要插播花絮了。关于上述的北府军暴行,无论是《南史》、《宋书》还是《鄞县志》都在记载中加上了一句画蛇添足的话——“惟帝独无所犯”或“惟裕法令明整”。没错,这个“帝”、“裕”就是前文提到的刘裕。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其实也不怪,因为刘裕后来当了南朝1.0版——宋朝(不是赵匡胤那个)的开国皇帝,史官们当然要把皇帝跟北府军的不光彩行径划清界限:“那帮王八犊子糟蹋百姓,唯独我们英明仁厚的圣上没有干!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读到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告白时,不禁哑然失笑,可惜在后世的许多史学家眼中,刘裕恐怕与这场人祸脱不了干系,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场平叛战役的主角是刘裕,你的大军所到之r处一片焦土,不找你找谁呢?

  史料的记载是最强的佐证。孙恩于隆安三年第一次聚众作乱因准备不足,迅速被打退。但他很快于次年五月卷土重来,袭杀有轻敌之心的会稽守将谢琰(也是击败前秦的大功臣)后,在选择下一步攻击方向时,针对敌情作了认真研判。当时北府军的部署情况大致是:指挥官刘牢之亲率主力驻上虞,派部将刘裕分兵驻句章(今宁波鄞州)。刘牢之威名赫赫,人家可是在淝水之战中一路狂追猛打苻坚、缔造了“风声鹤唳”成语的战神啊!刘裕是谁?无名小辈而已,所部只有数千人,句章又是小城,柿子当然要挑软的捏啊。于是,这样一个看似理性又愉快的决定,直接引导他走向了人生终点,同时也把刘裕捧上了名将。此后大小战斗无数,刘裕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一次次把反军赶回海里,逼得孙恩投海自尽(也有乡间流传说是飞仙了,可见我们是不缺想象力的民族)。巧合的是,《南史》中关于“士卒暴掠”的记载恰恰出现在这一段时期,真是乌龙笔。可能正是由此时起,刘裕这个名字在陶渊明的潜意识里成了“害人精”的代名词。

  此时陶渊明对刘牢之和北府军已失望透顶,一说他当时正是在刘裕手下任镇军参军,于是决定辞职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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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青年的上位

  就在刘裕胖揍孙恩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了机会,此人就是西府军首领桓玄。此时首都建康空虚,司马氏羸弱,何不借“勤王”之名大展宏图?于是他立即挥军东向。此时主政的司马元显一听这支“援军”赶来,吓得魂不附体,因为桓玄早与自己结仇,他要是进了城还有我的好吗?于是司马元显令刘牢之火速回援,企图以北府对抗西府,但这回机智勇敢的刘牢之又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桓玄,司马元显最终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惜他生得早,没机会看后世的《三国演义》,否则一定会记住这句话“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耳?”

  相比司马氏的不肖子孙,桓玄的政治手腕高明得多,他入主建康后第一步就是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傻子才会给他再一次背叛的机会”。后者终于得到了叛徒应有的下场——在羞愤惊恐中自杀。可叹辉煌一时的北府军就此解散,被西府军收编。桓玄还终于达成了其父桓温未能完成的野心,那就是称帝,他先把晋安帝幽禁于浔阳,随后通过禅让的形式就帝位,定国号为楚,年号永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接受禅让登基建晋,到403年东晋安帝司马德宗被逼禅让,司马氏用139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哲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关于桓玄其人,《晋书·桓玄传》的评价还算正面:“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晋书·卷九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写他:“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更不待见他的晚清史学家李慈铭斥为:“玄骄淫狂竖,绝无才能,乘晋不纲,反覆得利,竟行篡窃,旋致歼夷。”另一位晚清学者、新中国建立后进了中科院的余嘉锡看法则比较全面:“桓玄之为人,性耽文艺,酷爱书画,纯然名士家风,而又暴戾恣睢,有同狂狡。”总结下来就是:桓玄是个文艺青年,平时一副名士范儿,才能不高却狂妄自大,一朝得势便迫不及待去实现自己的皇帝梦,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后世对桓玄的评价不高,但他在当时许多名士心目中的地位却不低。因为桓温、桓玄父子在乱世中资助、收留了不少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和艺术家,这是很难得的:要知道生逢乱世,当然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务,吟诗作画管得了饱吗,抵得上十万雄兵吗?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有画了《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顾恺之,还有我们的故事主人公陶渊明。在愤然离开北府军后,他为解决生计也投入了桓玄门下,后者对他礼遇有加。不难想象此时在陶渊明心中桓玄自然是一枚暖男,是颠沛流离中的避风港湾。因此,当桓玄逼迫晋安帝禅让时,陶渊明的内心是并不拒绝的,在他心目中,一个文艺爱好者建立的国家应该总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可惜好景不长,那个令人厌恶的刘裕又“Duang”地一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