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名将孙元良对陈诚的“表白”

作者:冯杰、白中琪  来源:短史记   发布时间:2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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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后,孙元良回首1938年春天的那场牢狱之灾,内心仍是无比抗拒、无比介意:

  “进监狱的第一天,我就想到出狱时要摄一张照片,两手扳着窗上的铁栏,作愤恨状,留作纪念。但这张照片只好留待将来用假设的布景摄取了,武昌银元局街的监狱根本不像‘坏人住的免租好房子’,它和普通的平房一样。我住的地方是一四合小院,同囚大约十余人。有的两三人同住一室,我独住一间三四个平方公尺的小室。没有枷锁,也没有装铁柱的门窗。”

  带兵不成,莫非权贵作梗?

  1938年2月,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收到民政厅长韩德勤转来的一封电报,此前身陷南京生死不明的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已经安全脱险抵达泰州,不日即可转赴后方。孙元良报告说:

  “前月十三日晨,职率本师七百人,友军数百人,由晓庄冲出,拟往茅山,但沿路被敌骑截击轰炸,只余三百人,到下茆因补给困难,弹药缺乏,遂分五人为一组,令副师长彭鞏英指挥,潜伏待机。职决自往杭州,行至奔牛,左身麻木,一病几死,住于张姓家扶养二十余日。”

  顾祝同据此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指示何应钦:

  “拟以罗奇师与八十八师合编为一军,任孙为军长。”

  然而,按照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的说法,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的作为很不光彩,先是在紧急时候藏身某国使馆,后又躲到云南路336号避难,以后才化装成马车夫助手,通过下关先到苏北,然后转到汉口的。

  总之,孙元良有些战战兢兢,一到武汉便问葛天:“委员长对唐生智以及其他守南京将领是不是没有惩办一个人?”葛天笑呵呵说道:“从唐生智到各师下级干部,都平安无事。”

  孙元良如释重负。他的叔叔,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从徐州前线致电蒋介石称:如果钧座仍责令元良继续抗战,“职部在川部队,均愿拨归该员指挥或补充”。很快,蒋介石又是慰问又是勉励,“你不要灰心,我马上给部队你带”。

  不过事与愿违,大概罗奇那边不情愿,合编之事未成功。2月底,孙元良迫不及待呈报蒋介石,首先表示“自信作参谋业务必不后人,甚愿侍从”;其次说明“川中对学生颇为敬信”,或可带领并改造川军。

  3月初,蒋介石第二次约见孙元良,画风突然裂变,“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

  原本满心期待官复原职,怎么也没算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究竟是谁在委员长面前摆我一道?孙元良想来想去,一口咬定宋子文。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荒诞。上海撤退前夕,孙元良至沪西家中看望妻子和刚刚满月的儿子,他后来反复强调90天以来不分昼夜地在战斗中度过,明显感到心理“不很正常”。尤其进入法租界,表面上仍是熙熙攘攘,“我好像久居暗中,乍睹阳光,反而觉得这些景象太不正常了”。稀里糊涂去见宋子文,“他拉我走向贴地图的壁前,卒然问我关于他的税警总团的情况”。

  孙元良记不起具体情形,隐约记得当时说过:

  “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关于作战,我管不了,我曾送给大批干粮,我尽了友军的义务了。”

  说着说着,不欢而散,孙元良冲出房门。

  真相究竟如何?当事人语焉不详,又缺乏有力旁证,反正只剩下孫元良一个人口口声声:

  “宁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少壮气盛的我哪有此涵养。对宋子文这一大不敬,注定了我四十二天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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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告白,试图改换门庭

  早春时节的武汉三镇,江风吹来仍不免寒意袭人。

  孙元良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一张行军床前往武昌银元局街的监狱自动报到。

  在这之前,不知道哪位高人指点,抑或自己寻思,孙元良写了一封信给陈诚,内容可谓奉承至极:

  “钧座英毅伟大,对领袖之忠诚,于未来中国所负使命之重大,以及对部下之外严内慈,此为我两度在庐山受训,以及在赣剿匪时所深切体受者也,只以赋性戆悫心孤僻,又任职连排长时未得追随钧座,区区微忱,莫有表达。”

  孙元良比较接近何应钦,以往和陈诚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突然如此肉麻表白,真让人有些受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接着看信,

  “抗敌之际,工作是一种神圣义务,而非权利,此我之所以亟亟欲得一职务,以免终日游闲,无所事事也。钧座为新中国在委座下之惟一领导者,故我趁我务未定之际,衷心诚意,追随钧座,决不一误再误,务恳鉴其愚诚,阶级大小,非所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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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诚当时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由前方兼到后方,由中央兼到地方”,外头闲话很多,几次想要辞去兼职,蒋介石又不同意。

  孙元良看在眼里,决定改换门庭,希望通过陈诚去关说蒋介石,派往四川谋取军职。“表白信”最后信誓旦旦:

  “我为委座及钧座之部下,为一黄埔学生,今后决当一新生命,追随钧座,若有不诚不忠之举,不待钧座责备,我良心上之酷刑较受责备为烈也。”

  但不巧得很,陈诚还没来得及消化从天而降的“告白”,军法执行总监鹿钟麟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

  “孙元良在第八十八师师长任内声名狼藉,在沪作战期中且有贪污案情,现虽无实据,但既有所报不能不彻底查明,而且在师长任内有克扣军饷情事,着即将孙元良交执行总监部看管,以俟查明实情,不得恢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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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法官初步列出四项罪嫌:驻防四川万县时,军饷搭配川钞发放;军饷七折八扣;淞沪会战时,在闸北发通行证,向老百姓收费;上海工事款项账目不明。

  孙元良矢口否认,反问办案人员:

  “驻军四川已是两年前之事,倘若上级确认这两项为罪嫌,早应下令查办,还搁下来等到今天吗?”

  办案人员回应:

  “那么,你根据委员长口头的话,写一张辩白书交给我们,替你转呈上去好了”。

  关键时刻,孙元良妻子吴懿辉寄来孙震的慰问电报:

  “元良品格,震所深信;个人孤僻,亦与震同;故叔侄亦手足也。希代达元良。需款点缀,世俗不免,万勿惜小费。即令多用,震均负责,绝无困难。不可因小事影响事业。”

  有了叔叔的实力赞助,孙元良虽然失去人身自由,但他写的“辩白书”仍可通过办案人员顺利通达军政高层。

  急于脱身,誓言追随陈诚

  担心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孙元良考虑再三,“自白书”索性还是写给陈诚,干脆认准一家改换门庭。说起“声名狼藉”,孙元良心头忿忿不平:

  “查生统第八十八师时,每月经费由二十万元减至十一、二万,官兵由甘入苦,甚感不惯,啧有烦言。动辄以从前如何宽裕,现在如何窘迫为言。又生对前任所用人员无多更换,只求无忝厥职,并不求其对生如何亲近。不意此次首都作战失败,久共生死患难之干部官长伤亡殆尽,而生又脱离部队四十余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只见锦上添花,少闻雪中送炭,况打落水狗为吾国人劣根性。”

  克扣军饷之事,孙元良这样解释: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驻万县时,官长曾折扣约三个月,缘军政部只发九成经费,裁兵既觉可惜,故从权处置,此事曾由师中会议通过。战时所领特别费,对副师长、参谋长、旅团长及军师部人员均曾发给或津贴。黄旅长梅兴丧母及殉国,各赙赠三千元。冯副师长圣法丧祖母,赙二千元。其他官兵婚丧疾病,只要可能,均有馈赠。但生对兵额之充实一事,异常注意,绝不许有空额情事。以是少数败类,对生自然不满。”

  至于上海贪污嫌疑,孙元良更为理直气壮:

  “生为永久工事材料,曾救助于杜月笙(呈准有案),后闻其徒张裕良有藉名敲诈事,但未有凭证,且需其助力,未能问也。为防敌便衣队及汉奸混入战区,商请上海市政府及市商会出缄证明,由本军免费发给通行证,此事有俞鸿钧、王晓籁及九月份上海各报广告可证。商民运物,在市政府及市商会领证明文件延误时间,或因战事激烈时不敢来运,一旦货物损失,岂能迁怒驻军。”

  收到“自白书”,陈诚觉得所陈各事倒也条理分明,便于5月2日几乎一字不改地呈报给了蒋介石。

  孙元良急于恢复自由,旋即又另写一信转交陈诚,再次真情告白:

  “生案已由军法执行总监部签呈委座,若果有罪,生当然守法;若果无罪,则生拟‘不作长’(师长旅长之类)、‘不带兵’,永远追随钧座,略尽绵薄,并亲教训,俾免殒越。盖生既受委座及党国之熏陶造就,在此抗倭紧要关头,既不忍亦不许回家苟安。则以生之无能、幼稚、粗疏、孤僻,非在钧座之英明诚恳庇护下,恐今后尚不能免无谓之灾也。钧座对生之宽厚爱护,人非木石,念及感泣!亟欲追随钧座之忱,匪言可喻。”

  陈诚谨慎对待,5月16日请示参谋总长何应钦:

  “查该员(孙元良)案情既明,可否着其先来军官训练团服务之处,理合签请。鉴核示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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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陈诚很讲政治,充分考虑到了何应钦的感受。你的人找我疏通,我先请示你行不行。陈诚同时回复孙元良:

  “五月二日手书诵悉,无人欣慰,已鉴请总长何准予兄来军官训练团服务矣,一俟批准再行函知。”

  言下之意,只要你的老领导点头,我这里没问题。

  事过境迁,恩情抛到脑后

  鹿钟麟办案认真,如实上报调查结果:

  “四行仓库解主任称,曾在法租界青年会领得八十八师通行证,运出货物七万余件,并未纳费。上海银行亦领得八十八师通行证,运出价值八九十万元之货物,亦未纳费。惟事后由该行自动购买罐头、纸烟等共计二千四百元物品,送该师慰劳。沪市民众对八十八师声誉至今称道不衰,对孙氏个人尤为钦佩,故贪污情形遍查无据。”

  5月14日下午,孙元良无罪释放。20日,陈诚来函告之,“兄可先来军官训练团服务”,暂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副主任。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武汉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好友汤恩伯够仗义,致电蒋介石为孙元良谋求军职:

  “职各部队颇多,事务繁剧,绠短汲深,时虞殒越,拟恳委孙元良为二十军团副军团长,以资襄助。”

  但蒋介石“不准”。

  7月24日,叔父孙震又来说情:

  “职集团军现奉命在襄樊整理,需员协助,查前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胆识均优,极有作战经验,拟恳派来职集团军内帮助训练教育,以期整理早日完成。”

  蒋介石不置可否,回复“已调汤恩伯集团军服务俟后再定”。

  不久,孙元良代理第20军团副军团长,悄然前往江西驻地。9月下旬,汤恩伯再拉兄弟一把,“孙元良奉派职部服务,精神振作,大有觉悟,恳予以部队工作”。蒋介石批复“交何总长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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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又能带兵,孙元良却高兴不起来,

  “我因愤激颓唐,无心工作,跟着爱妻懿辉于八月十八日在成都逝世!我受此双重打击,万念俱灰。决意脱离军旅,从事学问,另图报国之道。我向我的叔父要了一笔钱,我的好友方超兄给我一份护照,我到欧洲去了。”

  1939年2月,南昌会战前夕,孙元良经香港去了欧洲。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穷困潦倒之际,能够得到他人相助,理应心存感激。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孙元良晚年竟然大肆污蔑对其有恩的陈诚:

  “淞沪撤退,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上级指挥官只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道路的孤零零塔子里,他正搬着手指头,计算忘掉了哪些部队。更可恨者,那时他自己的心腹部队就在他的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第八十八师单独作战。对日抗战初期,国军士气高,纪律严,很少有这种自私的恶劣作风。他实为败坏并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

  真实情况如何呢?

  陈诚回忆录里有可供对照的记述:

  “11月9日拂晓,孙元良、桂永清等亦先后奔至,因命孙守昆山铁桥,命前敌总司令部人员取水道往宜兴。我独与少数官佐分别至各要路口,令各部队长至指定地区收容整顿待命,我则至昆山一宝塔内坐镇。又三日,始乘小艇绕道回苏州。”

  孙元良最主要的不满,是自己被陈诚派去守昆山铁桥,以掩护大部队的后撤。孙的这番中伤,并不足以坐实陈诚是“败坏并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但却足以说明孙元良自己,在抗战期间,仍习惯以派系眼光来看待上级的命令部署。

  其实,陈诚若果如孙元良所说的那样不堪,孙元良后来的那些肉麻“表白”又算什么呢?套用电影《手机》一句台词:

  “做人要厚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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