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两岸相隔悲欢离合的故事

作者:左梦娜  来源:上海与台湾   发布时间:20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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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联会开展“共话愿景、共讲故事、共展风采——莘庄分会叙两岸真情,创美好未来”活动,我感到非常好。就拿我来说,几十年来,确实我家有很多两岸故事想跟台联组织说说,想跟台胞台属兄弟姐妹说说,与大家分享我家两岸悲欢离合的那些故事。那些事虽然发生在我身上,但也是广大台胞台属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共同遭遇。

  我姓左,太爷爷太奶奶原住山东登州府,据说是现在的烟台一带。二十世纪初,山东灾荒不断,山东人只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挑担担“闯关东”。我家开始落到吉林省榆树县左家屯,第二年冬天用狗拉爬犁,在松花江上向北迁移,到黑龙江省佳木斯以北的富锦县二龙山定居。那里土地肥沃、荒草丛生,到处是野兽蚊蝇,我太爷带着儿子开荒占野,戍边守疆。我太奶奶带着媳妇姑娘养猪、喂鸭过着农耕的日子。

  我爸爸名叫左豹章,1919年出生,兄弟姐妹9人。我爸爸排行老二,我爷爷最喜欢我爸爸,他不仅长得帅,还特别聪明。我爷爷安排我伯父管家、培养我爸爸读书。我爸爸中学是在哈尔滨一中读的,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学校由日本人站岗,师生进校要用日语打招呼。有一次,我爸爸没有给日本人打招呼,竟被日本人打了一个大耳光,一气之下爸爸告诉老师不念书了,要打日本人去,不做亡国奴!老师说打日本人要有本事,不然怎么会打赢!在老师的介绍下,我爸爸去河北昌黎惠文中学读书,那里有老师的朋友。

  中学毕业后,他回趟家,过山海关时遇到日本人搜身检查,说路条有问题,就抓起来灌凉水,险些送命。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白天不敢走,怕遇上日本人,只好等到晚上,晚上大月亮天,照在白雪皑皑的地上,跟白天没太大差别,他不敢走着回家,躲在沟里往家爬。我爸爸告诉我爷爷说他要当军人打日本人,不做亡国奴。他说他要去更远的地方,就是四川成都的黄埔军官学校。我爷爷说“你去吧,我不拦你,你可要好好学本事,你看人家侯二爷的儿子多有出息。”这话我爸都深深地牢记在心里。我爸想他有出息,我也不是孬种,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给你争气。

  过了几天,我爷爷说你也20岁了,这一走不知再什么时候回来,这次就把婚事办了吧!东凤阳老周家是厚道人家,他家大闺女长得好,性情又好,明天咱就去人提亲。说也怪,那晚上爸爸做了个梦,梦见二龙山飞来一只金凤凰,他高兴的追着要抱住它,一下子醒了。他想这是一个好梦啊!订婚很顺利,很快就结婚了。婚后一个星期我爸就走了,一走就是三年,这三年读完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独立炮兵十二团任连长、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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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后他把我妈接出来,跟着部队南征北战,1944年在成都生下姐姐,1946年在郑州生下我。天津解放,炮火连天、飞机轰炸、猫防空洞、断水断电我都经历过,只是我太小,才二岁多不记事,只会指着袁世凯银元说:“爸爸,大头!”

  时局完全变了,国民党一败涂地,我家拖家带口、寸步难行。爸爸决定把我们娘仨安排到沈阳朋友家,当爸爸把我们送上火车,亲亲我姐、抱抱我,对我妈说:“月英,好好带孩子,用不了多久我会回来接你们的......”。妈妈信了,因为爸爸从没食言过。但爸爸心里明白,这一别可能是永别呀!......

  刚到沈阳靠爸爸从前破了一个大案奖励他的十两黄金,分手时爸爸带走一半,给我们留了一半,靠这些金子过日子,很快就要花光了。我妈想坐吃山空,不行,还是去吉林榆树县吧,那里不会饿死。可是去了一年,我妈不会种地,全靠亲戚救济,有人给我妈出主意,把姐姐和我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每个女儿能换十担黄豆。我妈一听火了,马上拒绝:“那可不行,再穷也不能卖孩子!”于是第二年又回到沈阳,那时有人劝我妈改嫁,我妈不同意。靠卖煮苞米、地瓜、花生、瓜籽、香瓜、纸花......过日子,有上顿没下顿的。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出了个小摊床,卖些小百货,邻居张婶上货,我妈看铺子卖货,就这样维持了几年。

  1956年公私合营,政府看我妈可怜,给安排了工作,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每月工资40元零5毛,谢天谢地啊!我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那时开学时常交不起学费,我妈就东借西借,有时我妈单位的组长偷偷给我妈写个困难补助申请,补个10元8元的,我和姐姐就有钱交学费了。我妈说,再穷也得供孩子念书。我姐为了早点挣钱,读了护士学校,毕业后供我念书,第一个月工资31元,拿15元给我买了个桌子学习用。

  我还挺争气,一边上学一边养了20多只鸡,鸡下蛋不舍得吃,我妈偷偷去卖,如果被抓到属于投机倒把,犯法!那年我考上了辽宁省重点中学沈阳四中高中,可惜1966年正准备高考时,高考志愿都填好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变了。

  我妈没有多少文化,但做人是一流的。虽然穷,但有志气,善于助人,朋友多得很,又从来不树敌,得到大家一致赞誉,所以文化大革命没挨批、没挨斗,只是红卫兵到家挖地三尺找“电台”,“电台”没找到。那时我家有一袋爸爸国民党时期的照片,天天想烧掉,但舍不得。我爸那袋照片放在桌子抽屉上面了。红卫兵拉开抽屉,一看都是我的书,又关上了。但当时可把我吓坏了。红卫兵走后我马上找那袋照片,记得清清楚楚在抽屉上面,怎么就没有了呢?再看看桌子下边的纸箱,结果掉在纸箱的背面了。红卫兵什么证据也没找到,只好把我爸爸从日本邮来的照片拿走了,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的爱妻和女儿”。

  话说回来,1957年我爸从日本转来一封信,说在日本经商,我们都信以为真,还时不时的邮点美金、猪油、衣服等,接济我们的生活,后来才知道那是爸爸去美国学习省吃俭用省下的补助费。直到1979年我美国的表叔来,告诉我们我爸爸一直在台湾,不在日本,那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要是文革时知道我爸在台湾吓也吓死了,怎能不挨斗!我爸爸真的很识时务!

  1983年大陆还没开放,但有点松动了。爸爸思乡心切,听我写信说妈妈患高血压了,还有风湿骨痛病,他决心冒死回大陆一次,如果共产党不放过他,临死前他只要求和妻子女儿见一面,死而无憾。他生怕哪一天妈妈走了,留下终生的遗憾。

  他策划的很缜密,临走前他只和他的生死之交向伯伯的太太向妈妈说了要回大陆,爸爸让她绝对保密,不许告诉向伯伯,因为向伯伯在警察机关工作,怕牵连他。他跟向妈妈说,一旦共产党把我抓了,或者处死回不来了,那就求你把我的儿子左明德带大。如同战士奔赴刑场,好悲壮!然后购买了去日本的机票,为了不被引起怀疑,还多买了一程日本去泰国的机票。弟弟左明德,是67年我父亲在台湾重新组成家庭后出生的。当时父亲看与我们的团圆无望,与台湾的一名教师结婚了,后来就有了弟弟。不幸是弟弟的亲生母亲在他13岁的时候就病逝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愈加坚定了回大陆寻找我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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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日本后,他首先去书店买了一张日本地图,以坐标的形式,标注大使馆。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中国驻日大使馆,说明了要回大陆见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女儿的愿望,使馆的人员说:“没问题”。爸爸说我还想要回趟黑龙江老家,可不可以?使馆人员说,大陆是你的国家,你想去哪就去哪。他们越聊越亲热,他们告诉爸爸回去带部电视。我爸爸想大陆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看什么电视呢?他们还让他买皮鞋,他想邓小平下乡穿的都是布鞋,干嘛要买皮鞋。听说大陆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决定买几条裤子、几把裁衣服的大剪子,几把雨伞,买了机票第二天登机先到北京,他听空姐的口音就搭讪地说:“听口音您是老乡啊!”空姐忙没理他,我爸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心想登上飞机,就等于踏上大陆的领土,不能轻举妄动。空姐忙完了,坐到我爸对面,问先生您是哪里人,去哪里,空姐一听是台湾人,就谈起台湾的歌星、影星来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很快到北京了,她送给爸爸头等舱的一份纪念品,并指引爸爸找那位领导帮忙买去沈阳的机票。

  我爸爸走到领导面前,毕恭毕敬的给领导行了个大礼,说:“领导先生,我从台湾来,想去沈阳,想农历八月十五前到家,图个吉利、团圆”。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三。领导说:“老先生别着急,我给你看看。”经过协调,一架从北京飞往长春的飞机中途在沈阳给你停一下,你马上去买票。这张票是临时拒载一名日本旅客,理由是带的一件像冰箱一样的东西超高。我爸爸既高兴又紧张,飞机马上起飞,票还没到手,急急忙忙跑到售票台,大声说:“我是台湾来的,买一张去沈阳的机票!”大家一听台湾来的,马上散开了,让他优先买。安检时,我爸买的那几把大剪子得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领导看我爸有些慌乱,就说:“老先生别着急,飞机等你!”一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我爸爸心潮澎湃,他太爱这块土地,他想跪下来亲吻它,但没敢。他看周围的人好像是特工,自己想算了吧,别再让人误会了,以为国民党要卷土重来......一位先生上前打招呼说:“您是左先生吧!您可以乘大巴到马路湾,然后再改乘别的车。”司机很热情,到马路湾,乘客下车后,他把爸爸拉到他熟悉的沈阳南站,也只有那里有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齐贤派出所,自我介绍我叫左豹章,我妻子住在你们派出所管辖的地段,户籍警说:“噢!久闻大名,不过你的两个女儿都搬走了,现在你弟弟在那住我带你去。”我叔叔的儿子又带我爸乘出租车去我姐家,我妈跟我姐过。

  那天我妈到市场买菜又买点鱼食,有点累,躺在床上睡着了,我爸嘱咐我弟弟:“小声告诉你大娘,不要惊吓到她,怕她高血压太激动出事!”我妈似睡非睡,隐隐听到有人说话就顺口问了声,“谁呀?”我弟弟小声说:“大娘我二大爷回来了。”我妈说“是真的吗?我是在做梦吧?”弟弟说:“不是做梦,我二大爷真的回来了。”我妈起身,朦胧中看到一男人穿着西装,体态有点胖,这时爸爸已经走到她身边说:“月英,我是豹章,我回来了。”我妈仔细端详了一眼,是豹章,没错!只是老了,胖了。离别那年,父亲才29岁,这一晃已经65岁了,这时我爸妈抱头痛哭,稍稍冷静下来,我妈说:“小文啊,带你二大爷去派出所挂个号,免得节外生枝。同时妈妈让我大外甥告诉我爸爸回来的消息。”

  大外甥来我家里显得很神秘,偷偷的告诉我,“我姥爷回来了。”我下意识的问:“哪个姥爷?”我以为是美国表叔回来了呢。我外甥又强调说:“是我姥爷!”我急忙把自行车扛到楼下带着女儿去见我那久别的爸爸。车骑的太快了,我心想注意安全啊!可别乐极生悲啊!同时心底呼喊着,爸爸!爸爸呀!

  第一眼见到爸爸,我不知所措,想楼住他,又觉得陌生,眼泪不由自主的往下掉,爸爸想抱我,印象中我还是那个2岁多的小女孩,可一见面,女儿的女儿都六、七岁了。爸爸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啊,爸爸丢下你们这么多年,苦了你们了!”那眼泪呀,像奔流不息的小河......

  爸爸回来那年,我大专毕业,安排到和平区政府工作,区里领导知道我爸爸回来了,区委书记,统战部长,都到家里来探望,看住的很困难,就给我爸妈安排到沈阳最好的东北旅社,同时让我爸爸讲有关台湾的时事,对大陆的看法,和一家人重逢的心得。当我爸爸谈到我妈妈时说:“没有谁能跟我太太比,王宝钏守寒窑18年,京戏就唱来唱去的,我太太36年,是王宝钏的两倍,如果是过去那是要立贞节牌坊的!”

  后来几天市公安局,省公安厅的人时常找我爸谈话,我心里好紧张啊!生怕再次失去刚得到爸爸,我和爸爸形影不离,我还时常提醒他不能什么都说,他们兜里可能有录音机。

  去了趟富锦老家,一晃儿一个月就过去了,爸爸得走了。回到台湾,爸爸第一件事就是到警察局自首,说明回了大陆。警察记录完了后说:“左先生,你先回去吧!等找个时间再和你面谈。”过了很久,警察局来电让我爸去,那天是我爸爸的生日,莫名其妙地,警察买了个生日大蛋糕,让我爸边吃边谈回大陆的感想。我爸侃侃而谈,他们问:“左先生,你说是共产党好呢,还是国民党好?”爸爸说:“怎么说呢?你说国民党好吧,搞得我妻离子散;你说共产党不好吧,他们帮我太太安排工作,两个孩子都养大了,又都有书读,我没法说他们不好。。。。。”后来,警察说:“算了,以后再也不要向别人讲你回大陆了,这样影响不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台湾当局规定大陆配偶75岁才可以入台,我妈又苦苦等了8年才成行。当我妈去台湾那年,政策改为70岁。此后我父母在一起共度了18年,算是结局美满,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2008年农历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爸爸安静地走了,到了另一个世界,谁都不知道,享年90岁。随后,我把妈妈带到上海。第二年清明,妈妈要给爸爸上坟,哭的很悲惨,她说:“结婚一星期你走了,丢下我三年,解放前你逃了,一走三十六年,这回你不声不响把我又扔下了......”回来的路上,妈没说过一句话,到饭店没吃一口饭,而且还吐,从此病情加重。半年后妈随爸爸去了,他们都被葬在了松江天马山公墓,那是爸亲自选中的墓地,他要落叶归根。

  清明节又要到了,姐姐、弟弟和弟媳妇分别从沈阳和台湾来上海扫墓,祭拜父母永不消失的灵魂......

  爸爸一生没当过高官,没享过厚禄,在国民党炮兵独立十二团任中校、教官。但他从小就忧国忧民,为了国家和民族操透了心,祖国大陆刚刚开放,他要给周总理写信,建议开放旅游业,他说那是“无烟工厂”;他建议沈阳市武迪生市长办民营企业,并邮寄来我爸爸和朋友们在一起编著的《中小企业管理》一书;建议沈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找人投资建“脱排油烟机”工厂,那时国内没有的东西太多了。

  直到临终,爸爸始终心系国家,盼望着祖国早日统一,强大复兴,这是他的愿望,也是今天我们努力的方向。讲了这么多,感谢大家陪伴我,听我讲我家的故事!

  谢谢大家!

  2017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