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報告文學）

徐悲鴻，一位卓爾不群的藝術先驅，一位從太湖鄉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也是一個關于藝術與人生的紛繁話題。

今年是徐悲鴻誕辰111周年。徐悲鴻一生有太多的第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徐悲鴻？為什麼徐悲鴻在新中國誕生時已是一代大師，以往卻總是回避徐悲鴻生存與成長的時代，以及與之交往的民國人物？徐悲鴻去世至今，又有哪些與之有關的人與事？

至于徐悲鴻與藝術、徐悲鴻與女人、徐悲鴻與這個紛紛攘攘的塵世，有著太多話題。一個已為人所知的徐悲鴻，一個仍鮮為人知的徐悲鴻，急需從光環或泥淖中抖落出來。無論徐悲鴻走得多遠，成就多大，似乎他總是擺脫不了貧寒的出身、私塾的薰陶和早年經歷所鑄就的執拗個性，這又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該書作者傅寧軍以“大海撈針”般的勇氣，遍訪海峽兩岸、歐亞大陸，撥開歲月塵埃，還原歷史真相，述說的是一個已為人所知的徐悲鴻，更是一個仍鮮為人知的徐悲鴻，從而揭示這個中國名字之所以跨越三個世紀飛揚于海內外的緣由。

這是一部視野開闊的歷史長卷，

這是一曲力求真實的人生浩歌。

徐悲鴻與上海關系密切，他早年從故鄉走出，第一站就是上海，在此結識了康有為等名家，並與蔣碧微結合，而他出國留學回國後，也就上海開始教學與創作的生涯。

該書三十萬字，附彩色插圖與100多張珍貴歷史炤片，其中相當部分是首次披露。

     《中國作家》2006年第六期首發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ISBN 7-02-005758-6

（長篇報告文學《吞吐大荒：徐悲鴻尋蹤》在《中國作家》2006年第六期推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堪稱頗有創意的“非虛構類文本”。）

傅寧軍：重新發現徐悲鴻

《中國作家》編輯 子峽

    子峽：您既非美術圈里的人，又非徐悲鴻的親朋好友，作為一個外行人，寫作這樣一部作品，您的信心和把握從何而來?

    傅寧軍：開始的確挺難的。我曾在北京街頭不知所措，因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懷疑自己。我去一個個名人家敲門，時常碰得灰頭土臉，也會冒出失望退縮的念頭。我這樣的一個外行，只不過懷著一股弘揚民族文化的熱情與執翍。我與眾人一樣，對徐悲鴻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說熟悉的，只是那些有關徐悲鴻的概念與符號，紛紛揚揚，不勝枚舉。我與朋友們說到徐悲鴻，他們總是發一通議論，不管是對于他的畫，還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說法，但沒人說不知道。也許正是這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撥開重重迷霧，尋找一個真實的先賢。我想，這個真實的空白恰恰是我這樣的外行可以大展身手的地帶。于是，一個難點變成了一個起點。

    子峽：到目前為止，寫徐悲鴻的作品已有不少，對這些作品，您怎麼看?

    傅寧軍：我尊重所有寫過徐悲鴻的作品，我不想做任何推翻的事，盡管對某些觀點我可能不贊成，但在創作上我是尊重的。比如說蔣碧微寫的徐悲鴻，我認為這是一個前輩心目中的徐悲鴻，無可非議。廖靜文寫的徐悲鴻，我也認為相當不錯。另外，我對學生們所寫的徐悲鴻的作品也非常尊重。

    子峽：和這眾多的傳記作品相比，您認為您的突破點在哪兒?

    傅寧軍：為什麼我們都知道徐悲鴻，是因為我們過去知道的都是橫斷面，也就是說徐悲鴻的事情是一個扇形的，早期他是孤軍奮戰，認識他的人不多，而且都不在了。只有他的學生們還活著，而他們講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你採訪100個人，這100個人講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故事，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徐悲鴻大多是他們所講的。即使是廖靜文，認識徐悲鴻的時候，也是在他的後半生。我覺得我的重要突破點在于，在這部作品中，我採取了歷史的縱向結構。我把握的是徐悲鴻的整個成長脈絡，和他所處的時代。其實這一點不好把握，特別是對于他前期的把握。當事人都不在了，但我尋訪了他們的後人與知情者、研究者，還有徐悲鴻一生走過的地方。

    子峽：我能想象到，您獲取資料的過程一定非常艱難。

    傅寧軍：是的，我們沿著徐悲鴻一生的足跡尋訪了很多地方。比如我們到法國他就讀的學校里，查到了他的學籍檔案。徐悲鴻的兒子在法國讀了幾年博士，也沒找到他父親的學籍檔案，還是我們給找到的。去印度時，也有許多險象環生的經歷。徐悲鴻當年應泰戈爾之邀赴印度國際大學做訪問學者，畫出《愚公移山》等鴻篇巨作，我在著力找尋老炤片背後的往事。記得我們趕到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時，離印度國際大學所在的聖地尼克坦（和平鄉）還有300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們要離開加爾各答，只有連夜乘車趕到聖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將採訪完成。當地華人朋友勸我們三思，因為社會治安不佳，出加爾各答之後會有一長段偏僻之地，路兩旁都是樹叢，幾乎沒有人煙。就在我們前一天去過的印度教寺廟，發生了驚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紛爭，我們弄不清其中的復雜原因，不過危險確實就在身邊。但我們如果不是連夜趕路，明天一早就不能開始採訪，一個重要的機會也就失去了。說服了這位華人朋友，我們一行人冒著危險，星夜上路，穿過那一大段黑壓壓的叢林，半夜到達聖地尼克坦。那位華人朋友說：“我不敢跟你們說，一路上都攥著一把汗，就怕哪個樹叢中沖出人來!”

    子峽：對于徐悲鴻這個人物，您的總體把握是什麼?

    傅寧軍：我認為我在把握徐悲鴻這個人物時，一直是把他作為文化英雄來寫的。我寫他性格中使他鹹功的一面，造成他悲劇的一面，更主要的是突出令他出類拔萃的一面。

    子峽：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在不斷地深入，比如對近現代歷史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人物，我們先是神化，後是粉碎。但現在，我們似乎又開始了重新認識的過程，又在挖掘他們身上的閃光點。也許，當歷史漸行漸適時，我們似乎能更加清醒、客觀地看待歷史，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傅寧軍：是的。我們現在對政治名人和軍事名人的重新認識挺多的，但對于文化名人，我認為我們的重新認識還很不夠。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文化的高度是用文化名人來支撐的。我在採訪陳香梅的時候，她就說：“你們派了很多人來採訪我，比如為了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可是你們為了藝術家來找我，這是第一次。”她欣慰，我們也開始重視對藝術人物的挖掘。徐悲鴻也是經歷了從神話到普通、從肯定到否定這個過程，曾經我們把他作為革命的歷史藝術家，後來又對他有些非議。我不想否定任何人的探索，但畢竟一個時代和一個時代的認識是不一樣的。

    子峽：從價值觀來說，尋找英雄，實際上也是為了修補當下價值系統的紊亂。對徐悲鴻這個文化英雄的挖掘，您認為可以給我們現代人帶來些什麼?

    傅寧軍：首先，我在這個創作過程上也受到了一種靈魂的洗禮，這來自于徐悲鴻的藝術造詣和他的人格魅力。徐悲鴻並非一個聖人，他有他的喜怒哀樂，有屬于他自己認知世界、解決矛盾的方式，也有他我行我素的個性。性格即命運，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輝煌，也曾給他種下不幸的種子。而他的偉大正是在于真實，在于他對人對事的坦誠。我在分析他的性格時，發現他太善良了，對于強勢，他不懼權貴，但對于弱者，哪怕對他很橫，他都持一種很包容的態度。

    子峽：您怎麼客觀地描寫徐悲鴻所處的時代?

    傅寧軍：對徐悲鴻在時代轉型時期的努力與困惑，我也做了真實記錄。建立新中國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當年極左思想的傷害，殃及無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鴻，以及對徐悲鴻有成見的人。而秉筆直書，讓我們了解一個時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開明的政治環境與學術氛圍。徐悲鴻的成功並非一種偶然。除了他與生俱來的天分與勤奮刻苦外，人生的啟蒙老師父親徐達章、不乏中西淵博學識的康有為、聘請徐悲鴻到北大任職的蔡元培、為他爭取留學名額的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在法國相識的江蘇同鄉周恩來，後來與徐悲鴻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與徐悲鴻多次通信的毛澤東，以及許多一代大師與風云人物，都給予徐悲鴻以幫助和影響，並與之交相輝映。

    子峽：對于徐悲鴻的一生，人們也非常關注他的感情世界。問題是，感情這東西，似乎誰都無法說得清對錯。您怎麼把握分寸?另外，您又是怎麼獲取這方面資料的?

    傅寧軍：徐悲鴻生命中的這三個女人，才貌出眾，見地不凡，都是難得的知識女性。我是本著不回避、不獵奇、不渲染、不傷害的原則，盡可能地還原真相。幸運的是，我不僅從歷經風雨的廖靜文口中，聽到了徐悲鴻與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聽到她對蔣碧微與孫多慈平靜而客觀的評價。後來採訪時，我在無意中遇到蔣碧微與孫多慈在台灣的學生與故舊，得知了她們離開大陸後的最後歸宿。

    子峽：您認為這部作品出來以後會引起非議嗎?

    傅寧軍：在這點問題上，我盡可能是採用各方說法，不帶自己的主觀推斷。我的任務不是得出結論，而是通過別人的訴述，呈現歷史人物。

    子峽：但呈現的同時多多少少會帶有作者一定的偏向。

    傅寧軍：我也是這麼認為的，但我認為傾向實際上是認識。我們在總體上對他有一定的認識，但在某些事的具體過程中，我們必須尊重當事人的想法，最近的當事人肯定最接近事實真相。另外，很多事情我們都有依據。我盡可能多地引用當時材料，少做主觀的判斷。我這里盡可能不寫當事人的心理活動。這也是小說和報告文學之間很大的區別。

作者簡介：

傅寧軍  南京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完全李敖》，另出版《台灣海峽悲歡錄》、《科學之劍》、《走進澳門》、《淹沒在江濤中的書簡》等書，並撰稿八集電視紀錄片《血脈》等，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江蘇十年報告文學獎、金陵文學獎以及中國電視金鷹獎長篇紀錄片“最佳作品獎”、中國電視“彩虹獎”一等獎。